红色故事 |女红军中的“特别行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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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红四方面军队伍里,曾经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一共12人组成。这12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三岁,最小的才十岁。她们都是川陕苏区参加革命的小女孩。就是这支小女红军,在仅有十二岁的罗坤的带领下,历时三个月,行程2000多里,在没有任何后勤供应,无粮无钱的情况下,全靠她们这群小女娃娃自己想办法,终于完成任务到达了目的地。

罗坤(又名曲飞),四川苍溪县东河镇人。八岁时,父亲把她卖给刘姓人家当童养媳。1933年6月,她悄悄跑去找红军,参加了乡苏维埃的童子团,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时她刚十岁。乡苏维埃的童子团是脱产的半武装化的组织,成员都是八至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共三四百人。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由于罗坤的悲惨遭遇和历经磨难的缘故,她在儿童团里虽然年龄不算最大的,但显得比别的孩子成熟。三、四个月之后,小罗坤便成了这支队伍的头儿——儿童团长。由于罗坤的工作认真,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1933年底,她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出席了苍溪县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她被选派到巴中省苏维埃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小罗坤被分配到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法庭任女看守队队长。

1935年春天,罗坤跟随红军渡过嘉陵江,红军连连打胜仗,一群“红小鬼”们天天打着小红旗,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前方的胜利,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有一次,罗坤带着十一个儿童团员到乡下搞宣传,去了半个多月才回来。等到她们返回原驻地时,谁知道部队由于战事的发展而开走了,地方政府机关也跟着部队一起撤离,不知去向了。她们站在空空荡荡的驻地前,全都傻眼了,一时不知所措,有的急得跺脚,有的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此情此景,有人提出各回各的家算了,但马上就遭到大家的反对。这个说:“想散伙,就是革命不坚定。”那个说:“如果哪个想回家,自己回,我们是不回家去了。”十二个小红军十二张嘴,叽叽喳喳,议论一阵也没有议出个主意来。怎么办?大伙儿急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年龄稍大一些十三岁的何莲英拿出了主意:“我们沿着红军走的路,追赶大部队去。”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小姑娘的拥护。于是,她们自己就把这支宣传队称为“特别行动小组”。大家推选有主见的何连英为组长。随后,她们打听清楚红军的去向,尾随着向西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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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的合影。资料图片

此时正值四月,油菜花散发出淡淡的芳香。她们晓行夜宿,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沿途讨点吃的。晚上,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就睡了。屋檐下,禾场上,草堆里,都是她们的栖身之地。有一次,她们只顾着往前赶路,错过了村庄。天渐渐黑了下来,她们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这时,不知道是谁突然叫了一声:“前面有住家!”大伙不约而同地朝前望去,果然看见前面有一幢黑乎乎的大房子。走近一看,原来是座破旧的寺庙。庙里早就没人住了,黑暗中的菩萨形象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她们壮着胆子手拉着手走进寺庙,靠着墙根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们被饿醒了。这荒山野庙,到哪儿去弄吃的呢?忽然发现在神龛上供着几个馍馍。罗坤跑过去,双手抓起干裂的馍馍,高兴地叫了起来。“特别行动小组”的战士们一下子都围了过去。她们把馍馍分开,一人拿一块,就坐在地上吃起来,常言道“饥不择食”,大家也顾不上馍馍的干硬,也顾不上口干舌燥,只顾往嘴里送。那时,农民也穷,哪有食物施舍给这么一大群孩子?现实处境,逼得她们不得不另寻良策。她们想出了“吃大户”的法子。她们假装愿意给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干活,只管吃饭,不拿工钱或者过继给那家人当儿女,等到把饭吃饱了之后,再悄悄带上些干粮,瞅个机会偷偷溜掉。就这样,罗坤她们跋山涉水,途经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等地,历时三个月,行程两千多里,终于在草地边缘地带赶上了红军。当时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见到这十二个红小鬼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感到不可思议。

特别行动小组里的小罗坤,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不久,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当了一段时间的警卫员。后来又在红三十一军宣传队当宣传员。长征结束后进学校学习。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她当过护士,当过妇女委员长,搞过后勤。抗日战争时期,先在华北战场,后去东北战场。全国解放后,到湖北省五金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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