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陈列着一面直径36厘米、重1千克的铜锣。每当观众参观时，都会在这面铜锣面前驻足停留很长时间细细瞻仰，聆听它背后的生动故事。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巴中县大河乡这面铜锣一响，就意味着党的最新号令，就意味着党政军民齐动员，一心保卫苏维埃。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大巴山地区的军阀与地方官吏沆瀣一气，向穷苦百姓摊派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之匪患四起，连年出现自然灾害，致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是，巴中县大河乡的地主豪绅串通保正、甲长，在该乡的月儿湾、大河坝、墙垸一带以借防匪之名重派捐款，保正、甲长天天向老百姓催逼施压，不少穷人卖儿卖女，倾家荡产，离乡背井。

地主豪绅将逼来的捐款悉数分赃，还购置了一面铜锣，厚颜无耻地宣称：有了这面铜锣，匪来之时便可鸣锣报警，以晓百姓躲匪避患。然而，这面铜锣的作用并非如此，每当铜锣响起，甲长、保正就带着一班狗腿子到处以各种名义搜刮捐税，于是在当地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匪如梳，兵如蓖，团练甲保如刀剔，收款委员来剥皮。”大河乡一带的贫苦百姓就像落在地主豪绅手里的铜锣一样，任由他们敲打撞击，声声铜锣犹如阎王催命，成了老百姓挥之不去的梦魇。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川陕边，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月，大河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当地老百姓在乡苏维埃主席谢珍元的带领下，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了这面本由穷人的血汗换来的铜锣。面对这面铜锣，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很多人提议要毁掉这个“害人精”，以解大家多年郁积的愤懑。这时候，乡苏维埃主席谢珍元站了出来，他说：“铜锣本身无罪可恨，可恨的是地主豪绅、甲长保正，是他们利用铜锣敲诈勒索穷人。现在我们掌握了铜锣，我们要留着它为党为红军为苏维埃服务。眼下我们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敲击铜锣可以传递信号，召集广大穷苦百姓执行革命任务，这岂不是我们正需要的信号工具！”谢珍元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铜锣摇身一变，成了乡苏维埃开展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

在此后两年多的革命斗争中，只要铜锣声响，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的成员便迅速集合，等待党和军队的命令，积极配合红军打击国民党军阀势力；只要铜锣声响，老百姓便踊跃参军，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弟妹送兄姐，披红戴花入队伍；只要铜锣声响，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慰问队纷纷出动，奔赴前线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打到哪里，革命斗争开展到哪里，铜锣就响到哪里。铜锣声代表着党的声音，伴着根据地人民的战斗激情，响彻云霄，威震敌胆。

一天上午，谢珍元外出执行任务，他的孩子出于好奇，拿着铜锣在院坝边咣咣敲个不停。周围的人民群众听到铜锣声，迅速集合起来，等待党的最新指示。可是，等了近半天也不见谢珍元前来传达上级的部署和命令。群众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地问：“谢主席在哪里呢？请他过来下达任务，免得耽误大事哦。”谢家的小孩嘻嘻作笑：“我爸不在家，是我敲着玩的。”群众异口同声地教育小孩：“铜锣声响就是信号，就是命令，可不能随便敲哟。”后来，谢珍元回来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教育了孩子。同时，他便将铜锣锁在木箱里严加保管，不容旁人靠近。由此可见，铜锣犹如战鼓，如同军号，鸣响而奋起，奋起而制胜。

1935年3月，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迫害，特别是苏区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更是遭受血腥屠杀。谢珍元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没有随红军撤离，而是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他深知自己的危险处境，提前将铜锣交给岳父深藏竹林地下，防止敌人找到。不出所料，谢珍元被捕后，遭到敌人残酷迫害，严刑拷打，要他交出乡苏维埃共产党员的名单和铜锣。但他宁死不屈，始终坚信红军还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咬定名单没有、铜锣已毁。敌人不肯相信，便在他的家中及房前屋后掘地搜找，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在大河乡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敌人方对谢珍元作罢，铜锣也得以保存。

1949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进抵大西南，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大河乡的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谢珍元取回藏在岳父家的铜锣，和广大百姓一道，再一次敲响了铜锣，迎接人民的军队，庆祝久盼的胜利。在后来的岁月里，谢珍元一直将这面铜锣视如家珍，小心保存。老人在弥留之际，委托家人将这面铜锣无偿捐献给了文物收藏单位，殷切希望后代子孙听党的话、牢记历史，激发奋斗精神，努力建设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