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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红四方面军队伍里，曾经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一共12人组成。这12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三岁，最小的才十岁。她们都是川陕苏区参加革命的小女孩。就是这支小女红军，在仅有十二岁的罗坤的带领下，历时三个月，行程2000多里，在没有任何后勤供应，无粮无钱的情况下，全靠她们这群小女娃娃自己想办法，终于完成任务到达了目的地。

罗坤（又名曲飞），四川苍溪县东河镇人。八岁时，父亲把她卖给刘姓人家当童养媳。1933年6月，她悄悄跑去找红军，参加了乡苏维埃的童子团，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时她刚十岁。乡苏维埃的童子团是脱产的半武装化的组织，成员都是八至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共三四百人。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由于罗坤的悲惨遭遇和历经磨难的缘故，她在儿童团里虽然年龄不算最大的，但显得比别的孩子成熟。三、四个月之后，小罗坤便成了这支队伍的头儿——儿童团长。由于罗坤的工作认真，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1933年底，她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出席了苍溪县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她被选派到巴中省苏维埃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小罗坤被分配到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法庭任女看守队队长。

1935年春天，罗坤跟随红军渡过嘉陵江，红军连连打胜仗，一群“红小鬼”们天天打着小红旗，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前方的胜利，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有一次，罗坤带着十一个儿童团员到乡下搞宣传，去了半个多月才回来。等到她们返回原驻地时，谁知道部队由于战事的发展而开走了，地方政府机关也跟着部队一起撤离，不知去向了。她们站在空空荡荡的驻地前，全都傻眼了，一时不知所措，有的急得跺脚，有的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此情此景，有人提出各回各的家算了，但马上就遭到大家的反对。这个说：“想散伙，就是革命不坚定。”那个说：“如果哪个想回家，自己回，我们是不回家去了。”十二个小红军十二张嘴，叽叽喳喳，议论一阵也没有议出个主意来。怎么办？大伙儿急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年龄稍大一些十三岁的何莲英拿出了主意：“我们沿着红军走的路，追赶大部队去。”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小姑娘的拥护。于是，她们自己就把这支宣传队称为“特别行动小组”。大家推选有主见的何连英为组长。随后，她们打听清楚红军的去向，尾随着向西赶去。

△部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的合影。资料图片

此时正值四月，油菜花散发出淡淡的芳香。她们晓行夜宿，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沿途讨点吃的。晚上，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就睡了。屋檐下，禾场上，草堆里，都是她们的栖身之地。有一次，她们只顾着往前赶路，错过了村庄。天渐渐黑了下来，她们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这时，不知道是谁突然叫了一声：“前面有住家！”大伙不约而同地朝前望去，果然看见前面有一幢黑乎乎的大房子。走近一看，原来是座破旧的寺庙。庙里早就没人住了，黑暗中的菩萨形象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她们壮着胆子手拉着手走进寺庙，靠着墙根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们被饿醒了。这荒山野庙，到哪儿去弄吃的呢？忽然发现在神龛上供着几个馍馍。罗坤跑过去，双手抓起干裂的馍馍，高兴地叫了起来。“特别行动小组”的战士们一下子都围了过去。她们把馍馍分开，一人拿一块，就坐在地上吃起来，常言道“饥不择食”，大家也顾不上馍馍的干硬，也顾不上口干舌燥，只顾往嘴里送。那时，农民也穷，哪有食物施舍给这么一大群孩子？现实处境，逼得她们不得不另寻良策。她们想出了“吃大户”的法子。她们假装愿意给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干活，只管吃饭，不拿工钱或者过继给那家人当儿女，等到把饭吃饱了之后，再悄悄带上些干粮，瞅个机会偷偷溜掉。就这样，罗坤她们跋山涉水，途经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等地，历时三个月，行程两千多里，终于在草地边缘地带赶上了红军。当时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见到这十二个红小鬼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感到不可思议。

特别行动小组里的小罗坤，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不久，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当了一段时间的警卫员。后来又在红三十一军宣传队当宣传员。长征结束后进学校学习。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她当过护士，当过妇女委员长，搞过后勤。抗日战争时期，先在华北战场，后去东北战场。全国解放后，到湖北省五金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