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站是流浪人员、走失人员、遇困人员临时的“家”，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吃、住、衣物、医疗等各种保障，这里的工作者能助他们踏上温暖回家路。在这个城市里，救助站永远为需要帮助的人留了一扇门。

近日，巴中广播电视报记者来到市救助管理站，走近救助工作者，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这里的那些悲欢离合。

一年救助1800多人次，走失人员的“避风港”

据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皓森介绍，随着各项扶贫扶弱政策的实施，以及群众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近年来，救助管理站的救助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以前街上乞讨、流浪的群体相对多一点，但近几年，街上几乎看不到这一类救助群体了。”张皓森告诉记者，根据近几年的救助工作情况来看，患有精神疾病的走失人员，以及老年走失人员的救助对象较多。

据张皓森介绍，为了有效救助流浪人员、走失人员，市救助管理站加大主动救助力度，每天派出巡查人员到街面展开巡查，并开通24小时救助服务热线。“尤其是到了冬季，我们会加大街面主动救助力度，开展全天候、全方位救助，积极劝导、引导街头生活无着人员接受救助，努力做到发现一个，救助一个。”

据记者了解，去年，市救助管理站共救助各类人员共计1841人次，其中站内帮助1571人次，站外救助270人次。

“对于一些走失人员、流浪人员，可能多数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不过我们必须用善意与真情，砌起救助站这道爱心城池，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留扇门，让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休息，有一张回家的车票。”张皓森说，对于无法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员，救助站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全天候的悉心照顾，一方面利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方式，发布寻亲信息，帮他们找到家。

 

长年跋山涉水帮他们找到家

陈鹏清是市救助管理站查询科科长，工作20多年来，他几乎帮助过来到站里的每一名流浪人员、走失人员。20多年来，通过他的帮助，200多名流浪人员、走失人员找到了自己的家。

陈鹏清说，救助工作最难的就是帮助流浪人员、走失人员找家。“为了帮他们找到家，面对面询问、查阅资料、电话寻访、实地走访等等各项工作，我们几乎都要展开很多次。”

去年，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帮一个名叫王梅（化名）的走失人员找到了家人。

2016年，王梅被派出所民警送到了市救助管理站。“这个姑娘当时才27岁，患有精神疾病，而且智力也不健全。”陈鹏清说，由于情况特殊，公安方面也无法查找到王梅的具体户籍所在地，于是只有先让她在救助管理站安顿下来，并安排医生为她进行治疗。

后来，在救助站工作人员询问下，王梅说自己是“玉兴”人。然而，在我市却并没有名为“玉兴”的地方，鉴于王梅是四川口音，随后，工作人员将“玉兴”的搜索范围扩大到了全省，不过经过长达一年的查询，在省内有“玉兴”这个地方，还是没能查询到王梅及其家人的相关信息。

后来，工作人员怀疑会不会是王梅发音不对，于是根据“玉兴”的谐音，工作人员将查询地更改为义兴。不过，通过到恩阳区义兴镇走访调查核实，还是未能查到王梅的家人相关信息。“西充县那边也有个义兴镇，在那里会不会找到她家人的相关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带着王梅来到距离巴城150公里的西充县义兴镇，通过当地民政、公安及村社的协助，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王梅的家人。

当看到王梅的家人抱着她痛哭时，陈鹏清说，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踏实，“终于帮他们一家团聚了，这两年帮她寻亲的苦和累瞬间就消散了。”陈鹏清说，帮助王梅回家花了两年时间，但这还不算长的，最长的一次，他们花了6年多的时间。

“空巢”患病老人更容易走失

近年来，老人走失的情况在我市频频出现，闹市中，一张张寻人启事传递着家属的焦急和担心。而在市救助管理站，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月都能接到多名走失的老人。

有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有的语言不通，个人因素加上城市建设和环境变化大等外在因素，这些老人一旦置身于不熟悉的场所，就会导致走失。“特别是现在从农村迁到城里的家庭越来越多，一些老年人由于进城不久，对城市环境并不熟悉，再加上一些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出门后很容易走失。”

张皓森说，在他们救助过的走失老人中，大部分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空巢”老人，长期孤独，一出门就容易走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子女们工作忙，生活压力大，让他们一天到晚守在老人身边不现实。”张皓森说，这样的老人，一旦走失可能会毫无目标性地流浪。

“再好的救助设施，也比不上精神关爱，家人的照顾永远是第一位的。”张皓森说，对于容易走失的老人，家人应该尽可能地关注他们的日常状况，通过佩戴智能定位设备，在衣服内缝上名片或者随身携带小卡片等方法，减少走失后的风险。“万一走失被送入救助站，我们也能第一时间找到信息，送他们回家。”

耗时数年，他们带“桥洞少年”走上成才之路

王刚是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在救助管理站工作20多年来，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救助，是对一群“桥洞少年”的救助。

2008年，几个未成年人长期住在巴城三号桥下，白天在街头要钱、四处流浪，晚上以桥洞为家。“大概有7、8个娃娃，晚上住在桥下，还专门安排有人放哨，只要看到我们过去了，他们就跑了。”王刚回忆道，他们本打算对这群孩子进行救助然后送回家，但这帮孩子却十分抗拒。“问他们名字，他们不说；问他们家住哪里，他们也不说；给他们讲道理、讲法律，他们不听。”这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无计可施。期间，救助站工作人员打算强行把这几个孩子带到救助站，“但他们就是不愿跟我们走，有的抱住车轮，有的直接钻到车底。”王刚说。

王刚说，这帮孩子年纪大一点的才十多岁，小的还不到十岁。“这帮本是学龄阶段的娃娃，白天在街上轮流要钱，要到钱后就抽烟、上网。”据王刚介绍，为了让这帮孩子结束流浪尽早回家，从2008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里，救助站工作人员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心思。

虽然这帮孩子不愿意跟工作人员到救助站，但救助站工作人员还是尽可能地为孩子们提供饮食、医疗帮助，并时常对他们进行潜移默化地行为教育和细致的心理辅导。

时间一长，这群流浪孩子跟救助站工作人员渐渐熟了。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些孩子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母离异无人抚养。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耐心帮助下，其中几个孩子被送去学习理发等技能。

如今，每到逢年过节，王刚总会收到来自当年桥洞下其中几个孩子的祝福短信。“现在这些娃娃都成才了，比如张兵（化名），我们第一次在桥洞下见到他时，他才10岁，现在有了正当的工作，偶尔还到救助站来看看我们，和我们聊聊天。”王刚说，这段救助经历，让他觉得自己和同事的努力没白费，“干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做善事、做好事。”

心痛：不愿回家的未成年人

记者从市救助管理站了解到，流浪未成年人一直是救助的重点对象。而对救助管理工作者而言，针对这个群体的救助也是最棘手的。“尽管这几年未成年救助对象越来越少，但情况却更加复杂。”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皓森告诉记者。

据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介绍，去年，我市公安部门打掉了一个传销窝点，其中部分人员是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未成年人。“当时公安部门送来了十多个未成年人，我们准备将他们送回原籍时，这十多个娃娃没有一个愿意回去。”王刚说。

像这种不愿回家的未成年救助对象，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救助过很多。

“我们救助过一个名叫李林（化名）的娃娃，他是南江长赤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父亲长年在外务工，爷爷奶奶把他带大。”王刚说，几年前，李林是救助管理站的“常客”，“爷爷奶奶把他管不住，他长期在外面流浪，有时候还跑到成都去，成都救助管理站把他送到我们站都有好几次。”王刚说，每次他们接到这个孩子后，都会对他先进行心理辅导，然后再把他送回家，“但送回去没多久，他又跑了。”

“还有一个娃娃叫杨洪（化名），是恩阳双胜人，今年已经20岁了，我们第一次接触他时，他还是个未成年人。”据王刚介绍，杨洪的父母离异后，他就跟着母亲生活。由于从小就不听话，再加上患有先天性疾病，所以母亲也不愿意管他。“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娃娃时，是成都救助管理站用救护车把他送过来的，因为当时他流浪到了成都，被查出已是肺结核三期。”王刚说，接到这个孩子后，救助管理站第一时间将他送到市中心医院进行住院治疗，随后与他母亲取得联系，“他母亲根本不愿意来看他，还让我们不能把他送回去。”王刚说，后来等杨洪的病情有所好转后，他们耐心地与杨洪母亲沟通，最后还是把他送了回去。“这个娃娃病得这个样子了，哪晓得后来他又悄悄跑到了成都。”

在张皓森看来，造成未成年人流浪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贫困、生存条件恶劣、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少年自身心理特点，以及胁迫未成年人犯罪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家庭监护能力的缺失。”张皓森表示，要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必须从家庭着手。

（巴中广播电视报记者 魏文明 实习记者 毛澜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