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市禾丰镇丙灵村曾经是一个贫困村。2015年，农民工徐刚返乡创业，如今这里已建起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本报记者 郝飞 摄

2019年1月27日，农民工返乡专列上，乘客们举起“我们回家了”的横幅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郝飞 摄

6月18日，川报老记者黄远流（右）重返简阳市禾丰镇进行采访。本报记者 郝飞 摄

从出川潮到返乡创业热，扫码看看这2500万人经历了什么。

时光轴

1982年

四川允许新都县农村建筑队在成都市商业街为省委机关修建一幢宿舍。此举为农民工进城透进了一缕阳光。

1984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第一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个词被广泛使用。同年，四川省仁寿县出现成规模劳务输出。

1985年

四川省委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办厂开店，从事第三产业，为劳务输出打开了出口。

1992年

四川省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和劳务开发办公室成立。

1992年到1995年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人数由857.8万人上升到1198万人，出现农民工出外闯荡的热潮。

2004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表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就业权益和改善就业环境的专项工作。

2006年

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系统提出关于农民工工资、公共服务、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服务措施。

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2012年

四川农民工外出务工路线出现“拐点”：在省内务工的人数首次超过省外务工的人数。

2018年

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促进返乡下乡创业二十二条措施》，在加大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人性化关心关爱的同时，加大对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进全省返乡下乡创业向纵深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跨省流动进入鼎盛期，民工潮兴起。四川是农民工大省，也是民工潮的主要源头。农民工离开土地，涌进城市，为乡村带回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若干的考验。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城？农民进城后，随之产生的就业、治安、教育等问题如何解决？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农民离乡，谁来种地？……

1994年春节前后，《四川日报》启动“金戈铁马话川军”系列报道，一共78篇，历时8个月之久，记者的足迹踏至省内主要农民工输出地和广东、上海、新疆三个主要输入地，力图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城乡共融等不同角度，对“民工潮”进行深层剖析。《潮起潮落听潮声——关于“川军”出川的几个深层次话题》就是其中一篇。6月18日，本报记者刘春华、郝飞与当年采写这篇报道的老记者黄远流一起，重返这篇报道的采访地之一——简阳市禾丰镇。

再访现场

通往村里的泥泞土路，已变身通畅的水泥公路；新农村聚居点漂亮的楼房，替代了曾经低矮的土坯房……“都变了，完全认不出来了。”

6月18日，和川报老记者黄远流重返简阳市禾丰镇，一路走一路感慨。当年，黄远流一行早上从成都出发，到达禾丰镇元结村已时至下午。这次重返禾丰，也是早上出发，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25年时光流逝，伴随着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省农民工素质观念、迁徙路线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落到回访地和回访的人物身上，显得具体而生动。

观念变了

老一代挣辛苦钱，新一代主动学技能

“曾大姐，你还记得到我不？我是采访过你的四川日报记者。”“记得到！请到屋里坐！”当我们来到简阳市禾丰镇元结村新村聚居点时，村民曾大琼正坐在自家铺子纳鞋垫。她热情地把大家带上三楼的家里。

话题很自然地回到当年。黄远流从背包里掏出采访笔记，发黄的纸页上，清晰记载着当年采访的情况。他念道：“1994年12月21日下午4点。元结村大办队办公室。曾大琼，女，40岁，广东玩具厂做布娃娃。”

“对的，就是我。”曾大琼笑着说。黄远流的采访笔记就像一把钥匙，帮她打开记忆的大门。

上世代90年代初，曾大琼家修了五间砖房，欠下一大笔债务。靠种地，这笔债一时半会儿还不清。曾大琼跟着娘家亲戚到广东打工，每年可以挣到两三千元，相当于一年种地收入的好几倍。

2002年，曾大琼结束10余年打工生涯，回老家照看孙子。2014年后，全家搬到了元结村新村聚居点，住进了三室两厅的楼房。原来的宅基地复耕，曾让她打工还债的砖瓦房，从此只留在照片中。

2010年，跟随曾大琼脚步到广东务工的儿子，也回到家乡。这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和曾大琼这样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提升自身素质上十分主动，选择打工地也是兼顾工作和家庭，这些在曾大琼儿子身上体现得很充分。

曾大琼介绍，儿子原来没有技术，回简阳后，主动跟亲戚学了电焊，然后在成都双流一家灯具厂做工，“工作稳定，还有社保，离家也近，比我打工那时候条件好得多。”

在曾大琼家所在小区里，黄远流碰上一位故人——当年采访时的元结村村主任庄春文。双方都认出了彼此，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庄春文说，以前看到大家都外出打工挣钱，自己也想去打工，“但是在村上干工作，怎么走得开！”

前几年，庄春文搬进了新家，但也欠下了4.5万元债。2014年，庄春文不再担任村干部，虽然已经60多岁，他还是跟着熟人外出打工。因为没有技术，他在铁路上抬水泥、在建筑工地当门卫，干了两年，终于把债还完。“还是要有技术，才挣得到高工资。”庄春文感叹。

方向变了

以前涌向长三角、珠三角，现在更流行返乡创业

离开元结村，我们来到禾丰镇丙灵村的简阳市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一条4.5米宽的水泥路，弯弯曲曲延伸至园区深处，园区果树成林，鱼塘成片，滴灌系统、淋灌系统、水电气网系统配套齐备。如果不介绍，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个省定贫困村。

让这个贫困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一个名叫徐刚的返乡创业者。

丙灵村人徐刚在外打工时，从印刷厂的小工干起，后来又自创企业，最后成长为上市公司老总。2015年，徐刚回到村里，修建鱼塘，栽种果林，发展现代农业。在他的带领下，丙灵村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本人还获得了全省首批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如今，在简阳市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包括徐刚在内共有21名创业者，其中19位是返乡创业人员，年龄最大的43岁、最小的35岁。创业示范园带动丙灵、上游、香乐、农云、碑垭5个贫困村脱贫摘帽。

“光丙灵村就有超过450人回乡就业或者创业。”徐刚介绍，从2017年开始，随着村里产业的发展，外出打工的很多人回来了，仅2018年就回来232人，其中11人是大学生。

简阳是全国第一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市就业局副局长李斌介绍，截至2018年底，该市有农村劳动力53万余人，常年在外务工35万余人。其中，在省内务工的26万余人，在省外务工的仅9万余人。

2012年至今，我省农民工在省内就业人数一直超过省外就业人数。农民工的脚步，已从当年涌向长三角、珠三角，逐步转变为回归省内就业创业。一大批像徐刚这样积累了资金、经验的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创业。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李一漫介绍，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有65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企业16.9万户，带动就业210余万人，实现总产值近4000亿元。创办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376个，入驻企业8518个，实现产值542.82亿元，吸纳就业79.54万人。

他们的回归，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激活了土地的生命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升级。

精要撷录

●流出地政府怎样有的放矢地培训民工的技能，提高民工素质，增强竞争力？“川军”散兵游勇式的多渠道流动和多头管理，造成了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竞争中的聚合力难以形成。这是“川军”今后面临的一大课题。

●24岁的曾盛书所到过的三个地方，打工时间均不超过一年。1988年，第一次跟着同乡到东莞桥头镇烧砖，下苦力受人欺负，于是“拜拜”回乡，冥思苦想怎样能受人尊敬挣大钱。赶场天，看到禾丰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的牌子，便一头扎进去报了个建筑中专班，八方求援攒齐学费，苦读半年挣了张文凭。智力投入换来了600多元月薪的钢筋工的位子，他兴奋了好几个月。——摘自1994年3月6日《四川日报》

一语成真

　　政府牵线搭桥用工信息进了村

《潮起潮落听潮声——关于“川军”出川的几个深层次话题》这篇报道当年曾“预言”：“从长远看，政府将逐步转变职能，着重在宏观调控、提供信息、牵线搭桥、正确引导上服务。”

这个“从长远看”的期盼已经成真。“政府职能部门在为农民工提供岗位信息、牵线搭桥方面的工作正在加强。”禾丰镇副镇长徐建介绍，现在禾丰镇凡是人口数量1500人以上的村，都设立了就业和社会服务保障站，职能之一就是提供企业最新用工信息。过去要获得这些信息，村民必须要到简阳市里去才行。此外，每年春节后，当地会举办招聘会，为用工企业和农民工搭起对接桥梁。简阳市就业服务中心劳务科科长付毅说，他现在每月会定期到简阳各工业园区，了解企业用工信息，建立企业用工台账，做到服务企业、服务农民工有数。

记者手记

　　关爱服务农民工还需更实更细

跟着老记者黄远流重返新闻现场，感慨颇多，其中之一是农民工务工路线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潮水般涌向长三角、珠三角。如今，虽然同样是外出务工，但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让农民工的脚步更多留在巴蜀大地。党委政府对农民工关心关爱更多更直接，去年下半年，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促进返乡下乡创业二十二条措施》，为返乡就业创业农民工提供了更多支持。

采访中，农民工们建议，政府工作还可以更细更实。比如，用什么方式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返乡后他们能做什么？用什么来留住他们？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调研，出台的政策措施才能落地生根，才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正如徐刚所问，农民工在外面务工，的确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能，但是，比如一个承包工程的农民工，如果他回到家乡，承包不了工程，他回来吗？把工作做得更细，让农民工知道自己回乡能干什么，有问题具体找哪个职能部门解决，返乡能获得哪些好处。这样的话，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工将越来越多，美丽乡村的建设将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