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和红色的沃土。1932年12月至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告别鄂豫皖，越秦岭、翻巴山，从通江两河口入川，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旋即把苏维埃大旗插到通江、南江、巴中（含平昌），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到达哪里。”当年红军为了宣传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围剿、建设川陕苏区，在川北、陕南和长征沿线，刻下石刻标语1万余幅，其中川陕苏区7000余幅，新中国建立后尚存4000余幅，现在通南巴平保存完好的还有1000余幅。

红军石刻标语，是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在这一历史时期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宣传舆论形式，是党的宣传工作在川陕苏区的伟大创举。这一块块石头背后就是鲜活的革命历史。

 

苏维埃政府布告保存完好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珍藏着一块2米见方的大型石刻布告。这块石刻布告文献由两张石板并刻而成，高222厘米，宽223厘米，整个石刻全文是竖排版，共计37行，前面标题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落款署“主席熊国炳，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

石刻上的熊国炳，出生于通江县洪口乡熊家湾一个贫苦家庭，后过继人家作养子，他从童年到壮年，由于生活所迫，以打猎为生，并锻炼了勇猛善断和沉稳细心的性格。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前夕，在党组织派刘子才携电台赴巴山腹地的通江、万源一带侦察地形和敌情，并串联发动群众接应红军入川之时，一些乡民向刘子才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巴山勇士”——熊国炳。当刘子才以皮商来巴山订购山货的身份与熊国炳接触并相互增进了解后，确认熊国炳忠实可靠，于是借熊国炳打猎为掩护，往返侦查于川陕边要道和敌营四周，很快掌握了大量情报。

后来，熊国炳经刘子才推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的干部。1933年2月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时，他被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熊国炳随西路军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在甘西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与部队失去联系。据传，他带着伤痛化装成难民，沿祁连山西行，辗转来到甘肃酒泉南山的偏僻乡村，被一位好心的淘金掌柜收留，隐恨消声20个春秋，直至1960年因生活极度困难，浑身发肿病逝。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以下简称《布告》）是熊国炳1933年2月参加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文件。红军长征后，当地居民将石板放倒，就地挖坑埋于土里保护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收进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珍藏。

另外，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还保存着《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 （草案）》等大型石刻。

 

红军石刻标语“之王”——平分土地

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八团为贯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关于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收紧阵地至九子坡，该团的整字队选址在佛耳岩上，从3月到5月刻下了“平分土地”四个字。比享誉中外的“赤化全川”巨幅石刻还大，因此，人们称它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地主、发财人用各种方法抢夺农民的土地，又用土地来剥削压迫农民。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势力的根本基础，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田地的农民耕种，就是根本肃清封建势力。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陕进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制定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编印了《怎样分配土地》和《平分土地须知》等小册子，向群众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这两个小册子中提出了“平分切土地”和“平分土地”的口号。九子坡的土地改革是在1933年3月进行的。在这次反“六路围攻”中，红军收紧阵地到此，刻成这幅标语，并召开了千人大会，号召人民群众起来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保卫、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红军北上后，还乡团乡长赵邦荣派出乡丁强迫群众去铲除这条标语，由于当地人民群众坚决保护，一面反抗乡丁的威逼，死不听命；一面做乡丁的分化瓦解工作，加之佛耳岩冲天临险，绝壁危岩，乡丁自己也不愿冒险去铲字，因此，这条石刻标语便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巴中新报记者 吴维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