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某金融机构工作的小赵提前买好了回湖南老家的飞机票,他盼望早日见到在长沙工作的妻子。不过,等到团聚时,一场“安家之争”在所难免:分隔两地不是长久之计,到底是共同到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奋斗,还是回长沙安家多陪伴父母?

临近春节,一年一度的“春运”大片再度上演,很多人在返乡、回城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类似的路线选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将来要到哪里去,能在哪里定居,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人口迁徙的“中国城镇化”。2017年末,我走近从农村到乡镇、县城买房的龙祥斌一家,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周文辉父子两代,“逆城市化”的海归谢琼——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好构成了3种典型的“城镇化迁徙路线”。

这场迁徙已经持续三四十年、延续几代人。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业部门,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未来,城镇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从全球规律来看,大城市是人口迁徙最重要的目的地,因为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土地利用效率更高,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城市规模庞大固然会造成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多了”“人密了”,更多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布局不均衡等。

不管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大城市都应该学会包容一点,让无数在城市打拼的“外来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下,有房住、有学上,享有和本地人一样的公共资源和服务。

在GDP刚破万亿的湖南省会城市长沙,周文辉的故事虽然普通却触动人心。周文辉从农村到城市,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又遭遇手脚截肢的沉痛打击。换作其他人,恐怕难免自暴自弃,可他身残志坚,信守“吃苦是良途”,在城市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相比迁徙到大城市,就近城镇化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路径。大约一年前的春节,我在湖南某地农村采访,遇到每年才回家一次的“90后”阿星。他坐在老屋前坪晒谷场的一张长凳上,掷地有声地说,“我想跳出农村”。他准备先在广东干几年,存点钱,再回县城买房子、娶老婆。

长期以来,农民工远离家乡、进入城市打工,家里剩下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获得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很多像阿星、龙祥斌这样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想“跳出农村”,又不愿意长期在大城市,城镇和中小城市成为他们既可以过城市生活又可以不离亲人、故土的理想所在。

第三条路径是“逆城市化”。虽然这不是主流,但近些年越来越多像谢琼这样的年轻人“逆流”而动、回到乡村发展,上演着中国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这些年轻人大多从小没有种过地,但有知识有理想,能够将最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最现代的理念结合,敢于创业和创新。

最近,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离不开人的回归,有人才有活力。目前,在一部分具备区位、资源优势的农村,人才、资金等要素正在回流,城乡由过去的二元割裂逐渐走向良性互动。

3个“路线图”的故事,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每个人都是一朵奔涌向前的浪花。每一种故事,展现的都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历程。乡关何处?虽然小赵两口子的“安家之争”尚没有结果,但他们已决定要尽快把家安定下来。也许,不论是哪种城镇化路径,能安之处便是吾乡。